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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12月，陕西临潼华清池，蒋介石、张学良、杨虎城三个人的命运，在一场深夜行动中突然交汇。
蒋介石原本是来督促“剿共”的，没想到十几天后，他却成了被扣押的人。
那句“两周消灭红军”的说法，也因此从一项军事判断，变成了西安事变最常被提起的背景。
这句话究竟是不是蒋介石在某次会议上的原话，史料中存在不同说法。
但可以确定的是，1936年下半年，蒋介石确实认为陕北红军已陷入困境，主张集中优势兵力，尽快完成围剿。
在他的判断里，红军经过长征损失较大，陕北地瘠民贫，补给困难，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空间。
问题在于，地图上的包围圈，并不等于战场上的胜势。
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，先后经历了直罗镇等战斗，逐渐在陕甘地区站稳脚跟。
1936年10月，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，长征主力完成战略汇合。
红军装备确实落后，兵力也不能与国民党军相比，可长途转战留下的并不只是伤亡，还有一套适应复杂地形、快速机动和集中突击的作战经验。
蒋介石看到的是“弱”，却没有充分看到红军为何能在弱势中生存。
陕北高原沟壑纵横，交通不便，大部队展开困难。
红军熟悉地形，能够利用地方组织和群众关系获得情报、粮秣与兵员补充。
对围剿部队来说，抓住几支主力并不难，难的是把一个能够不断转移、重新集结的力量彻底摧毁。
更棘手的地方，出现在国民党军内部。
蒋介石调往西北的部队，并非一支心思完全一致的军队。
东北军自“九一八事变”后退入关内，张学良部将士长期背负着失去家园的压力。
他们真正关心的，是能否抗日、能否打回东北，而不是继续在西北同红军消耗。
杨虎城的西北军同样有自己的地盘、利益和政治考虑，不愿意把全部力量投入内战。
这不是简单的“服从”或“不服从”。
在军事部署上，张学良、杨虎城接受了命令；
在实际态度上，他们却越来越反感继续作战。
尤其是东北军此前同红军交手后损失不轻，部队上下对“剿共”的热情并不高。
蒋介石若真要在两周内解决红军，必须依靠这些部队完成合围、搜索和追击，而这恰恰是最不稳固的一环。
1936年4月，周恩来在肤施，即今天的延安，同张学良会面。
双方围绕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进行沟通。
杨虎城方面也早已同中共保持联系。
那时，国共之间尚未形成正式合作，但西北已经出现了一个微妙局面：前线的将领开始寻找停战出口，蒋介石却仍把军事压力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。
张学良曾多次向蒋介石进言：“现在最要紧的，是抗日，不是继续打内战。
”蒋介石并未改变部署，反而要求东北军继续进攻。
杨虎城也受到类似压力。
双方矛盾积累到12月，终于越过了可以靠劝说解决的界限。
12月4日，蒋介石抵达西安，随后在临潼华清池居住，亲自督促张学良、杨虎城出兵。
按照当时局势，蒋介石不仅要他们继续作战，还提出调动和整编西北部队的安排。
张、杨担心部队被分散，更担心东北军被调离西北，抗日要求彻底落空。
12月12日凌晨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兵谏。
东北军和西北军进入临潼，华清池方面发生交火，蒋介石在骊山附近藏匿后被找到并控制。
西安事变由此爆发。
张学良、杨虎城提出停止内战、改组政府、释放政治犯、立即准备抗日等要求，核心并非单纯夺权，而是逼迫蒋介石改变既定政策。
事变发生后，南京方面主张讨伐，西安方面也有强硬意见，局势一度十分危险。
蒋介石最初拒绝谈判，担心一旦让步，自己的权威和统治都会受到冲击。
中共中央则判断，必须避免内战扩大，争取和平解决。
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后，与张学良、杨虎城以及蒋介石方面反复磋商。
12月25日，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。
西安事变持续了13天，没有演变成大规模内战，这一点极为关键。
它直接打断了国民党军继续围攻陕北的军事计划，也使“短期消灭红军”的设想失去了实施条件。
但即使没有西安事变，所谓“两周消灭红军”也未必能够实现。
兵力优势能够造成压力，却不能自动转化为歼灭战果。
中央军、东北军、西北军之间缺乏真正统一的作战意志；
红军虽然处于低谷，却拥有灵活的指挥体系和陕北根据地；
更重要的是，日本侵略不断加深，国内要求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的政治压力已经无法忽视。
西安事变并没有立刻消除国共之间的分歧，双方谈判也经历了反复。
可是，从军事围剿转向政治谈判，从内战对抗转向共同抗日，历史的方向已经发生变化。
蒋介石原本带着一张进攻地图来到西安，离开时，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得不重新安排的全国政治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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